《楚辞》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楚辞》直到19世纪末才有英译本，现已出版近20种，其中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翻译的。《楚辞》英译比不上其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传播。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周建忠在《当代“楚辞学”发展纲要》中将楚辞学划分为9个分支。《楚辞》英译及其研究作为海外楚辞学与楚辞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相对滞后于楚辞学的其他分支。

《楚辞》英译融古今阐释和汉英转换为一体，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兼具典籍翻译与诗词翻译的双重性特征。由于《楚辞》主题深奥、语句晦涩、铺排夸张，其英译相比其他典籍的英译而言更为艰难。特别是《楚辞》经过历代学者的勘校、注疏、释义、澄讹之后，对某些字句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博大精深与精妙之美使得有些西方译者难以完全把握其真义，况且其中的部分汉学家往往以他们的价值理念为参照，造成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或多或少的误读。相比之下，中国译者在爬梳剖析以及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伦理纲常、审美倾向等文化能力方面却更加具有优势，他们应该是《楚辞》复译的主力军。自2000年以来，国内先后出版了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卓振英、孙大雨以及许渊冲的《楚辞》英译本。这四种新译初版和旧译再版的译本在版式设计、翻译策略、译诗观念等方面各具特色。在此基础上，《楚辞》英译目前尤其需要学贯中西、译研并举的中国译者的积极介入，以使其复译事业更具主动性和针对性。

《楚辞》“走出去”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中国文明的精神。文化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灵的桥梁。翻译家肩负文化传播的使命，恰当的翻译策略可以引导并激发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精华产生浓厚兴趣。译者应遵循文化协商与合作原则，采用杂合策略，努力促成译语和源语多方面的合作，在以原文为中心和以读者为中心之间进行协调，凭借传神达意的翻译和高雅的学术品位使楚风楚语的华章远涉重洋，以扩大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文化内容层面上，译者要以异化策略为主，满足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期待视野。《楚辞》英译在深层次上是价值观念的渗透，特别要注重通过主旋律的翻译让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获得尊重、理解和认同。译者应彰显屈原的美政理想、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屈不挠的斗志以及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文化协商和情感交流中表达《楚辞》古为今用、中学西传的心声，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走近西方读者和西方主流文化，并且达到美学、哲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互融共生。

在语言形式层面上，译者要兼顾翻译规范、阅读习惯以及审美倾向等因素，适当使用归化策略，尝试如何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楚辞》特有的骚体形式。例如，杨宪益曾模仿18世纪英国古典诗体“英雄双韵体”的形式翻译《离骚》，均衡的句式和考究的措词契合了《楚辞》的古雅文风。卓振英借用英诗中两行、三行、四行、五行、十行等传统诗节的韵律，达到了借形传神的效果。孙大雨在英语诗歌格律的启发下提出音组学说，该学说对其《楚辞》韵律翻译的影响很大。许渊冲在灵活变通中充分利用英语的某些特点，其意美、音美、形美的译诗使人感心、感耳、感目。这些借鉴的方法使英语世界读者有了更大的亲近感，不仅有助于《楚辞》“走出去”，而且有助于中国文化真正“走进去”，从而引起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心灵共鸣。

《楚辞》英译是一项涉及规划、翻译、研究、出版、销售诸方面的系统文化工程。

首先，要加强理论宏观指导，重视《楚辞》英译研究。《楚辞》英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而且还要以翻译为本体从语言学、文学、美学、传播学和符号学等视角进行系统的译者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影响研究。研究者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的某些思路和方法，同时借鉴接受美学理论、关联翻译理论、翻译原型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共有系统理论等观点以及中国传统文论的质与文、信与美、言与意、形与神等概念，充分挖掘译者的翻译思想，并且进行《楚辞》英译理论的总结，以便与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协调。

其次，整合各种翻译范式，探求《楚辞》英译经典化的路径。如何将文学翻译发展成为翻译文学，使《楚辞》英译文也成为目的语文学的经典，是译者须要把握的深层次问题。由于诗学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导作用，所以译者应抓住蕴藏在《楚辞》中的“志、情、象、境、神”等中国诗学体系的基本范畴，构建以诗学为纲的多元互补的古诗词英译理论体系，并用来指导翻译实践，力图使《楚辞》的文化诗学对目的语的诗学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调研国外读者需求，完善《楚辞》英译体系。《楚辞》英译不能只满足于“以我为主”的单向推广，还应考虑“他者接受”的许多具体问题。中国的编译者和出版社要搞清楚不同国家的出版发行体制和操作流程，并且在编辑设计、印刷出版、发行服务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订与调整，将学术传播与市场运营相结合，以先进的营销理念促进中华学术精品的海外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