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译百告诉您：什么是好的文学翻译

长时间以来，一直听人说从文学艺术到人文社科，翻译质量是如何在不断下降，而翻译人才又是如何青黄不接。以及十多年前《参考消息》与新加坡合办翻译大赛，连着几届一等奖空缺，原因不在参赛者的外文水平，而在中文不能达意。还有《外国文艺》杂志的“卡西欧翻译奖”以及鲁迅文学奖中的“文学翻译奖”也常常空缺，原因同样不在外文，而在中文。所以，讨论文学翻译中汉语性的凸显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汉语不同于英语这样的屈折语，也不同于日语这样的粘着语，它一字一音一义，都是一种孤立语，而且，它不太重视刚性的语法规制，而更重视内在的语意生成。如语言学前辈所讲的那样，如果说西语是“法治”的，那么汉语就是“人治”的。所以很少有必须不能省的句子成分，相反还为追求某种特殊的语言效果，时不时故意省去一些成分，尤其省略语法性虚词。像唐人温庭筠的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实词与实词直接拼合与并置，根本不交代其间的逻辑关系，这在英文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若要译成英文，须有类似在何时何处等关系的说明。但中国有人以为，“作诗不用闲言助字，自然意象具足”，它能使诗歌“宛然在目”，不然，“一落村学究对法，便不成诗”（李东阳语）。对此，西人多有感会，葛雷在讨论克洛岱尔与法国文坛的中国热时，就曾引克氏的话，称“为了把这些思想融为一体，中国作者不用讲逻辑的语法联系，只需把词语并列起来即可”。休姆受到启发，干脆要求诗人“要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以至西方世界有所谓“句法非诗”的说法。基于这一事实，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如果不能遵从汉语的特性与读者的认知习惯，一味依从西语的语法，强调词语间的逻辑缜密，成分无缺，必然会造成夹杂扞格之病。

基于汉语的这种特点，当我们在汉译外国文学时，若能深体中文的上述特性并善加利用，无疑是确保译文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可决定译文的质量与品级。事实正是如此，今天触目可见的那些不能让人满意的译文，有许多的症结恰恰在凸显汉语性方面做得太差。譬如，英文词性相同的字之间大半会用“and”加以连接，许多翻译一律将其译作“和”，看似不错，但例如“微笑”、“无语”之间一定要用“和”才能连接吗？中文中，有“和”这个意思的字还有“而”、“又”与“且”，这里难道不应该译作“笑而不答”吗？此外，不像散文中顺句多，英诗中倒装特别多，译成中文一定也得用倒装吗？英文被动语气很多，译成中文时是否需要照单全收？总之，英文冠词、代名词与系词等都不可或缺，但译成中文似乎正不必亦步亦趋。相反，遵从汉语的习惯，通过拆分、换序和合并等方式，完全可以将原意等值实现，又不违汉语特有的文法。

当然，以上这些尚属技术层面的考校。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层面上确立，译者有维护汉语纯正性的职命。有在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遵从汉语的表达习惯，进而尽可能地凸显“汉语性”——汉语特有的丰赡美与博雅美的责任。而在这方面，前辈如傅雷、梁实秋、、夏济安、、冯亦代等人已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既精熟外文，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译文不但可信、畅达，还充溢着中文特有的儒雅，是余光中所说的“入深而出纯”。再往前看，林纾的翻译更显中国气派，可谓将汉语的特性发扬到淋漓尽致。以至钱钟书称他所译《块肉余生记》要好过狄更斯原作，他译得最多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以写浪漫爱情与冒险故事著称的哈葛德，钱钟书也认为他的译笔比哈氏的原文要好很多。

说到钱钟书，记得钱先生曾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好的译文应如“投胎转世”一般。谓“化”或“投胎转世”，无非皆指译文摆落译文腔的生硬艰涩，有汉语的精纯与自如。对这种精纯与自如，人们常用“信、达、雅”或“意美、形美、音美”来概括。所以翻译需要人依从母语的法则，甚至为光大这种法则，去从事一种再创造的工作，这样，才可以做好一篇文学稿件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