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境，一个留下诸多想象空间的翻译学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格，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在《论林纾的翻译》中写下这几句话之后，一个著名的翻译学说诞生了。这就是化境说。化境说简单明了，令人信服，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其影响远远超出文学翻译的范围，赢得了各路翻译的认同和青睐，几乎被整个译界奉为圭臬。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虽然将化境说定义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但他并未把标准细化，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翻译才算化境，而先生本人又少有译作传世，使人也无法从其翻译实践中寻找答案，所以，他的化境说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化境说是一种一呼百应的翻译学说。它之所以一呼百应，大概因为人们都喜欢地道的母语，都讨厌洋腔洋调。“亨利希·曼：一场不无忧伤的告别！”和“别了，亨利希·曼！”哪个好听？当然是后者，它趋于化境，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在马丁·瓦尔泽的小说《第十三章》中，“这是翻译腔”已成为一句泄愤或者说骂人的话。

从逻辑上讲，讨厌洋腔洋调的，一定知道什么是原汁原味的母语。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一逻辑深入思考，问题就来了：什么才是地道的中文？我们有共识吗？地道的中文能够从词法和句法进行定义吗？或者说：我们需要写出什么样的词汇、什么样的句子，才让读者不觉得是在读译文？想到这类问题，事情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启100多年，在这一进程中，翻译成为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一代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是读着外文、读着译文长大的，在语言上已经多多少少成为混血儿。有趣的是，钱先生论述化境的关键字句——“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读起来就像是译文！这句话我们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在极简主义者眼里，中文的关系连词原则上是多余的，“因为……所以”、“如果……那么”、“虽然……但是”之类都应避免，因为中文的逻辑结构是一种隐形而非显性的存在，存在于字里行间，若反复斟酌，许多关系连词均可弃之不用。不过，这种极简主义已经是过去时，今天我们说话写字不仅离不开关系连词，有时，关系连词的运用还能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

化境文字通顺，流畅，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可以十分稳妥地给读者带来阅读享受。所以，化境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翻译境界，化境说一呼百应。但如果联想到在译界屡见不鲜的路线之争，联想到人们围绕“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市场/读者第一还是作品/作者第一？”等问题展开争论，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化境说来自第二阵营。有了这一定位，就难以将化境说绝对化，就很难说它是最高的或者惟一的翻译标准。原因在于，陷入上述路线之争的第一和第二阵营，严格说来属于翻译技巧或者翻译策略侧面的争论。

其实，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策略的正当性或者优越性是由翻译哲学或者翻译理念决定的。就是说，译者运用何种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目标群体。他不仅不必一生坚守一种翻译策略，即便是翻译同一个文本，他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变换策略。

此外，即便就文学翻译而言，我们也不宜将化境说绝对化。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之为艺术，在于创新，在于个性。换句话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不是读起来舒坦不舒坦，不是读起来像不像中文或者像不像译文。这样的标准太普通，太一般。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在于对作家或者作品进行“面部识别”，在于将其独一无二的艺术特征揭示出来，让译文产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让读者从一词一句、从一段文字或者一篇文字辨认出这是谁谁谁：是乔伊斯还是狄更斯？是福楼拜还是巴尔扎克？是卡夫卡还是托马斯·曼还是赫尔曼·黑塞？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